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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逝世

2019-10-01 14:05:00 来源:工人日报

  

“一路走好!时代疾风中的一株白桦。”1月15日凌晨2时15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白桦在沪逝世。

白桦,生于1930年,原名陈佑华,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散文、小说。1947年参加中原野战军,任宣传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


白桦著有长篇小说《妈妈呀,妈妈!》、《爱,凝固在心里》、《远方有个女儿国》、《溪水,泪水》(译有英文版)、《哀莫大于心未死》、《流水无归程》、《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白桦的诗》《我在爱和被爱时的歌》《白桦十四行抒情诗》,长诗《鹰群》《孔雀》,话剧剧本集《白桦剧作选》(内含《红杜鹃,紫杜娟》《曙光》《今夜星光灿烂》)、《远古的钟声与今日的回响》(内含《吴王金戈越王剑》《槐花曲》《走不出的深山》)、《一个秃头帝国的兴亡》(译有英文版本),《孪生兄弟电影剧本选》,散文集《我想问那月亮》《悲情之旅》,短篇小说集《边疆的声音》《猎人的姑娘》,中短篇小说集《白桦小说选》(译有法文版)、《白桦的中篇小说》、《沙漠里的狼》,随笔集《混合痛苦和愉悦的岁月》,电影文学剧本《山间铃响马帮来》、《曙光》、《今夜星光灿烂》、《孔雀公主》都已拍摄成电影,演讲集《白桦流血的心》等。

在文学界同仁的心目中,白桦风度翩翩、潇洒优雅,长诗《孔雀》和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佳作。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之时,白桦也曾经历灾难和荣耀。白桦曾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他还曾说,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过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2015年,这出1983年首演的大戏尘封多年后,由当年的导演、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复排搬上舞台,曾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演,并举办“越冬的白桦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尾声,当时85岁的白桦登台朗诵自己晚年的作品《一棵枯树的快乐》——“本来我就已经很衰老了,已经到了俗话说的风烛残年。请透过我的创口看看我的年轮吧!每一个冬天的后面都有一个春天……”

白桦与“用脚投票的爱国”

自己专业并非经济学,但非常喜欢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先生的经济学文章,他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对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的比较,都使我大受启发,获益良多,因此常向“非经济学专业”(经济专业不劳与推荐)的友人们介绍、推荐黄先生的文章和学术观点。

黄亚生

确实没想到,黄亚生先生的父亲,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大左派”、以“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闻名的《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先生。在1981年批判白桦《苦恋》的轩然大波中,黄钢起了重要作用,也因此而名噪一时。《苦恋》的电影剧本由白桦、彭宁联袂创作,发表于1979年第3期《十月》杂志。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

在旧中国,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豪华的物质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满怀爱国激情返回祖国。“文革”中,他与千百万知识分子和归国学者一样,受到残酷迫害,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女儿忍无可忍,想与男友一起到国外,但他却坚决反对。

对此,女儿问道:“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面对女儿反问,凌晨光无法回答。后来凌晨光被迫逃亡,最后惨死雪地。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苦恋》拍成影片,由彭宁导演,改名为《太阳和人》。

1981年初,这部电影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引起激烈争论,最终引发了对白桦和《苦恋》的大批判,国家最高层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都对此多次做出指示。在这次大批判中,最积极的便是黄钢先生,他积极串连,奔走各方,要求批判此片。当有关方面对如何评价、对待这部影片尚有争议时,黄钢等人便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达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

1981年4月下旬面世的《时代的报告》赠刊,发表了《敬致读者》和黄钢署名、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及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

这两篇文章“敬致读者”从许多方面上纲上线,激烈批判《苦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指责这部电影不爱国,“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成为此片反对爱国主义的主要证据,所以所以黄先生等批判者尤其强调要把知识分子分为“爱国的”和“不爱国的”两类。

这两篇“文革”式大批判文章和“敬致读者”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对此,1981年第3期《时代的报告》发表了署名“牛在旧”的《“桃花可是生了气”》和“方孜行”的《〈时代的报告〉的提法完全没有错》两篇文章,为该刊“对我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的一种政治排队”、尤其是把知识分子分为“爱国的”和“不爱国的”两类进行辩护。

这两篇文章认为:“《苦恋》的题旨到底是不是爱国主义的,恰是‘增刊’讨论的中心”;“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人们对知识分子作‘政治排队’时,所使用的最低尺度是看他爱国还是卖国;二、在当前,知识分子成员中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文艺界的少数(个别)人,就是连起码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那里创作或者演出宣传卖国主义的东西;二是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在三中全会以后,党对他们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

 

所有人,包括“牛在旧”和“方孜行”们可能都没有想到,此时一边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痛痛批别人“不爱国”的黄钢先生,一边正在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儿子黄亚生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社会科学!据说,他的理由是“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黄亚生: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5期)

请注意,这是国门初开的1981年,出洋留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不经过“巨大努力”很难成行,而且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能出国学社会科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以致“方孜行”的文章只说“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

不久,黄钢先生又将他的另一个儿子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可能也是因为“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吧罢。这个儿子就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曾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软银亚洲(SAIF)中国区总经理、创造“盛大神话”的幕后操盘手,后又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贝恩资本(Baincapital)董事总经理,在“风投”业大名鼎鼎的黄晶生。

 

其实,像黄钢先生这样一边口口声声“爱国”、高调批判别人“不爱国”,一边却以种种理由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发达国家者,比比皆是。君不见,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批判这个“化”那个“化”者,他们的子女或者孙子孙女不是差不多全都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或工作么?古希腊有句谚语:“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恕我仿造一句:告诉我,您把子女送到哪里,我就告诉你,你心中理想的国度、制度其实是什么。行胜于言,“用脚投票”才是最真实的选择。

(责任编辑:巢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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